司徒雷登

引言

     2008年11月17日，一位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回到了中国。在他离别中国59年，去世46年之后，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了杭州北郊工业区附近的安贤园墓地。尽管他的遗嘱执行人不希望惊动太多人，但是第二天，国内许多媒体还是报道了这条消息。据燕京大学毕业生姚林杰统计，十天内，网上这则消息的跟贴迅速超过了6千人。这个人叫司徒雷登，是新中国成立前美国的最后一任驻华大使。   

其实，大多数人和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主任的博导袁成毅一样，最初知道司徒雷登的名字，是因为1949年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袁成毅说，他至今还记得，在这篇文章里，毛借司徒雷登的名字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批判，文章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是好挟起皮包走路”。伴随着这篇嘲讽奚落的文章，1948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曾经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这个名字也因此家喻户晓。

　　　　　　一、杭州人司徒雷登

今天的杭州耶稣堂弄东连中山北路，西接延安路，位于最繁华的武林门商业圈，四周商场林立。这与当初这条小弄堂形成时荒凉偏僻的的情景，有着天壤之别。1874年，美国南长老会布道团在这里建了两间平房作为布道所用，这就是今天天水堂的前身。

1876年6月24日，在耶稣堂弄天水堂旁的传教士住宅的一幢小楼里，主持基督教天水堂的司徒夫妇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夫妇俩给这个男孩起名约翰·雷登·斯图尔特，中文名字就叫司徒雷登。因为家里请的中国奶妈恰恰是杭州人，司徒雷登牙牙学语，先学杭州话，然后才是英语。司徒夫妇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司徒雷登和三个弟弟一起在杭州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在他晚年写就的回忆录《在华50年》中，他说：“我和这几个弟弟当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是布道团里仅有的几个外国孩子，因此，我们也就备受宠爱”。他还称杭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他到过灵隐寺、雷锋塔，还坐船游过西湖，看六月的荷花，这些，直到他的晚年还是记忆犹新。

　　1887年，司徒雷登11岁。斯图尔特夫妇带着四个儿子回美国休假，这是司徒雷登第一次踏上祖国美利坚的土地，并留在了美国，接受教育。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奠定了司徒雷登一生的思想理念。在汉普顿·悉尼学院求学和其后执教潘托普斯学校期间，司徒雷登受到了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很快成为了青年会的会员，后来又担任了学校青年会的会长。1903年，司徒雷登在新奥尔良州遇见了远门表妹艾琳。1904年11月17日，他们举行了婚礼。蜜月之后，这对年轻的夫妇启程前往中国。

当年12月25日，司徒雷登夫妇抵达上海。这一次司徒雷登的身份是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1905年2月,他回到了阔别了17年的杭州。

司徒雷登自己承认,对杭州话有着偏爱心理，认为它好像具有其它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后来，包括燕京大学校友蔡公期和杨富森在内的许多人对他说的带有杭州口音的普通话留有很深的印象。甚至有人说，他会用杭州话点菜。炸响铃、木郎豆腐都是他的最爱。

司徒雷登对语言似乎有着很高的天份，除了英语和汉语，他还会说拉丁语和希腊语，后两种语言，在西方语言中，也是出了名的古奥难懂。中国的方言中,除了杭州话，他后来还学过南京话，有些文字记载中说,他还会说宁波话、上海话和苏州话。

司徒雷登对兴学也有浓厚兴趣。1907年，他率先提出建议，由美国南北布道团共同合办育英书院。这一建议得到了布道团方面的首肯，并在杭州六和塔一带购置土地建设新的校区，这所经合并改组后的学校就是杭州之江大学，今天已成为浙江大学的一个校区。后来他的二弟司徒华凌从耶鲁大学毕业以后回杭，成了之江大学的校长。

司徒雷登在杭州传教了三年之后，1908年举家迁往南京，原因是南京金陵神学院邀请他出任希腊文教授。与前些年相比，他对中国民情的了解也有加深，常为一些杂志撰写文章。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爆发，司徒雷登就向美国报道了这条消息。他称辛亥革命是中国的独立战争，希望美国人能像看待美国“独立日”那样对待中国的革命。鉴于司徒雷登不断向美国国内发回有关辛亥革命的报道，美国联合通讯社特别聘请他担任该社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的发展态势。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召开临时国民议会，正式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当时，司徒雷登是在场的惟一一位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一位外国人。他以美联社记者的身份频繁出席共和政府的有关社交活动，不仅能经常见到孙中山，还结识了不少政府各部门的政要和国民党的重要人士。就这样，司徒雷登开始走近中国权力中心，为日后更深地卷入中国政治写了伏笔。

二、     “燕京大学之父”

1919年1月，司徒雷登正式接受聘请，来到北京，出任由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合学院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这一年他43岁，此后直到70岁，他一直在为燕京大学工作。

当时的燕京大学位于北京盔甲厂，校园狭小，校舍也很简陋。为了寻找一块合适的校址，司徒雷登或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的城郊。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在北京西郊，清华园对面为燕京大学找到了新址——这就是今天闻名于世的北大燕园。

司徒雷登不仅请人设计建造了美仑美奂的燕大校园，而且一心想　把燕大打造成一流的综合性大学。

侯仁之先生，97岁，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夫人张玮瑛先生也是北大著名的历史教授。他们都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夫妇俩至今还住在燕园里。两人回忆说，当时，燕京大学吸聚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冯友兰、赵紫宸、吴文藻、雷洁琼、吴雷川、周作人、顾颉刚、吴宓、俞平伯、郑振铎、朱自清、谢冰心、许地山等等，此外还有燕大还有一支强大的外籍老师队伍，像第一个采访革命根据区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

在今年的4月18日燕京大学召开的90周年纪念活动上，燕京大学校友蔡公期自豪地告诉我，33年办学，燕大拥有9988个学生，仅院士就有51人。

1941年，日本发动珍珠港偷袭。美国与日本成为了战争对手。燕京大学被迫关闭。此后，司徒雷登与协和医院的霍顿·鲍恩等另两名外国人一起被软禁在了北京一处住宅长达3年零八个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两天之后8月17日，司徒雷登等三人获释。

这一年年底，司徒雷登经关岛回美国，受到热烈地欢迎。人们对他不顾艰险，坚持在沦陷的北平办学及被日军关押表示了极大的敬仰。司徒雷登的名望达到了最巅峰。

         三、尴尬的大使

最初为了给燕京大学募款。司徒雷登认识了张作霖、张学良、孙传芳、吴佩孚，并因此与各方都保持着友好关系，1928年的10月，由孔祥熙介绍而认识了蒋介石，他们互称浙江老乡。

1945年9月，司徒雷登去重庆参加国民党政府举办的庆祝抗战胜利的招待会，并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而介绍他们认识的，正是燕大新闻系学生杨富森。至今，95岁的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杨富森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毛泽东一口湖南话，司徒雷登一身白西装，两人相谈甚欢。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专门设便宴招待了司徒雷登和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

      194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的70岁生日。国内外各界人士都发来了贺信贺电和各式礼物。现在保存在南京梅援新村纪念馆的签名簿上，还有周恩来，和当时军调处的中共代表叶剑英的名字。

7 月10日，杜鲁门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对司徒雷登的提名，并获得了一致的通过。就这样，70岁的司徒雷登成了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后，参与了协调国共和谈。但是国民党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进攻解放区，最终导致了和谈的破裂。

为了对蒋介石的一意孤行表示抗议，11月19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乘马歇尔为他安排的美国陆军军用飞机返回延安。临行前一天，周恩来设宴与司徒雷登话别。事后还请王炳南将一只仿明代五色瓷瓶转交给司徒雷登留作纪念。

国共和谈破裂之后，美国政府倒向了国民党。4月23日，解放军部队兵临南京城下，并很快就全面接管南京。

同年4月和7月，司徒雷登两次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去北京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但是美国国务院的回电是让他在8月2日之前务必离开中国。

1949年8月2日上午七点四十五分，无奈的司徒雷登与傅泾波等一行8人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美国。他们带着的护照是刘伯承签署的，新中国第一批护照。

  有历史学家说，如果当时司徒雷登听从了傅泾波的建议回到北京，并与共产党高层会面的话，也许中美关系就不用等到1973年，甚至可能都不会有朝鲜战争。但是，历史的吊诡在于总是让一些看似是个人的选择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走势和局面。

                     四、魂归故里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对华政策的白皮书。8月18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之后，国务院有关官员劝他不要随便接见记者和其它来访的人，国共与美国三方面都对司徒雷登表达了某种程度上的不满。一个曾被各方人士欢迎的驻华大使，就这样处于三面不讨好的境地。

晚年的司徒雷登是落寞的。1949年11月，也就是回美国后的第四个月，司徒雷登就因脑血栓引起了半身不遂和失语。

司徒雷登在美国没有房子，司徒雷登的独子杰克是美国南方的一个牧师，身体一直不好，自顾不暇，是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拿出了积蓄中的大部分钱，用三万美元在华盛顿买了一栋两层小楼。从此，司徒雷登在这座小楼里与傅泾波的家人一起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3个春秋。司徒也成了傅家的洋爷爷。

1962年9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医院去逝，享年86岁。

早在1955年，司徒雷登79岁时就立下遗嘱，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原燕京大学他的妻子的墓地旁。从此，傅泾波把完成司徒雷登的遗愿，看作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司徒雷登的骨灰一直安放在傅泾波的家中而没有安葬，就是为了将来有一日可以回到中国。

1988年5月，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专程来华，将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五彩花瓶送回国内，现由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收藏。五个月后，1988年的10月，傅泾波因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实现司徒雷登的遗愿，自然落到了傅家的第二代身上。

傅泾波夫妇膝下一共有三女一儿。幼子傅履仁于1950赴美，时年16岁。大学毕业后投身军军界，是美国军队中的第一位华裔将军。傅履仁退役后，曾出任美国一些商业机构在中国的首席代表，1995

年起在北京工作过相当长一段时间。

然而事情远比傅履仁想像的要困难，尽管这段时间里他也曾做过多方面的努力，但得到的反馈都是“时间还不对”。

好在转机终于出现，2006年，时任美国百人会会长的傅履仁与

到访的浙江省政府代表团有一次会面。美国百人会是美国的一个华人英组织，全部是在美国社会中有影响力与知名度的华裔组成。这次会面中，傅履仁很自然地谈到了司徒雷登，并得到了浙江方面的响应。

2007年，傅家姐弟将司徒雷登的遗物捐给了杭州司徒雷登故居纪念馆。2008年浙江方面同意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杭州，并在安贤园选好了墓址。

2008年11月17日，阔了59年之后，司徒雷登终于回到了中国。墓碑上面只是简单写着“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几个字。

尾声

“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林孟熹对司徒雷登的评价。

时间改变了一切，时间又改变不了一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连同他创造的事业仍留在历史的深处。比他的教育家、美国大使身份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有人类情怀的人，他不属于某一个国度的，他属于世界。

从这两层意义来看，在地理上，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哪里，美国还是中国，杭州还是北京，西湖还是燕园。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

60年，“别了”的司徒雷登又回来了，离他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咫尺之遥，这是历史的进步。

60年，“别了”的司徒雷登魂归故里，一缕乡魂，入土为安。这更见证着中国人日渐开放的大国胸怀。

历史的轨迹是单向的，从起点走向终点，但人的思维却是双向的，我们可以从终点还原到起点。在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我们重提司徒雷登，不仅因为他不应该被忘记，更是因为我们开始直面自己的历史。与六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相比，思想的独立、政治的开明和反思的勇气比物质的丰厚更能体现历史的进步。经过了六十年的磨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崛起的不仅是高楼大厦，还有自信、自省与宽容，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大国心态。真相和人性拥有了更多的空间，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