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

引言

     2008年11月17日，一位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回到了中国。在他离别中国59年，去世46年之后，他的骨灰被安葬在了杭州北郊工业区附近的安贤园墓地。尽管他的遗嘱执行人不希望惊动太多人，但是第二天，国内许多媒体还是报道了这条消息。据燕京大学毕业生姚林杰统计，十天内，网上这则消息的跟贴迅速超过了6千人。这个人叫司徒雷登，是新中国成立前美国的最后一任驻华大使。   

其实，大多数人和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主任的博导袁成毅一样，最初知道司徒雷登的名字，是因为1949年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袁成毅说，他至今还记得，在这篇文章里，毛借司徒雷登的名字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批判，文章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是好挟起皮包走路”。伴随着这篇嘲讽奚落的文章，1948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曾经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这个名字也因此家喻户晓。

　　　　　　一、杭州人司徒雷登

今天的杭州耶稣堂弄东连中山北路，西接延安路，位于最繁华的武林门商业圈，四周商场林立。这与当初这条小弄堂形成时荒凉偏僻的的情景，有着天壤之别。1874年，美国南长老会布道团在这里建了两间平房作为布道所用，这就是今天天水堂的前身。

1876年6月24日，在耶稣堂弄天水堂旁的传教士住宅的一幢小楼里，主持基督教天水堂的司徒夫妇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夫妇俩给这个男孩起名约翰·雷登·斯图尔特，中文名字就叫司徒雷登。因为家里请的中国奶妈恰恰是杭州人，司徒雷登牙牙学语，先学杭州话，然后才是英语。司徒夫妇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司徒雷登和三个弟弟一起在杭州度过了愉快的童年时光，在他晚年写就的回忆录《在华50年》中，他说：“我和这几个弟弟当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是布道团里仅有的几个外国孩子，因此，我们也就备受宠爱”。他还称杭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他到过灵隐寺、雷锋塔，还坐船游过西湖，看六月的荷花，这些，直到他的晚年还是记忆犹新。

　　1887年，司徒雷登11岁。斯图尔特夫妇带着四个儿子回美国休假，这是司徒雷登第一次踏上祖国美利坚的土地，并留在了美国，接受教育。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奠定了司徒雷登一生的思想理念。在汉普顿·悉尼学院求学和其后执教潘托普斯学校期间，司徒雷登受到了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很快成为了青年会的会员，后来又担任了学校青年会的会长。1903年，司徒雷登在新奥尔良州遇见了远门表妹艾琳。1904年11月17日，他们举行了婚礼。蜜月之后，这对年轻的夫妇启程前往中国。

当年12月25日，司徒雷登夫妇抵达上海。这一次司徒雷登的身份是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1905年2月,他回到了阔别了17年的杭州。

司徒雷登自己承认,对杭州话有着偏爱心理，认为它好像具有其它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后来，包括燕京大学校友蔡公期和杨富森在内的许多人对他说的带有杭州口音的普通话留有很深的印象。甚至有人说，他会用杭州话点菜。炸响铃、木郎豆腐都是他的最爱。

司徒雷登对语言似乎有着很高的天份，除了英语和汉语，他还会说拉丁语和希腊语，后两种语言，在西方语言中，也是出了名的古奥难懂。中国的方言中,除了杭州话，他后来还学过南京话，有些文字记载中说,他还会说宁波话、上海话和苏州话。

司徒雷登对兴学也有浓厚兴趣。1907年，他率先提出建议，由美国南北布道团共同合办育英书院。这一建议得到了布道团方面的首肯，并在杭州六和塔一带购置土地建设新的校区，这所经合并改组后的学校就是杭州之江大学，今天已成为浙江大学的一个校区。后来他的二弟司徒华凌从耶鲁大学毕业以后回杭，成了之江大学的校长。

司徒雷登在杭州传教了三年之后，1908年举家迁往南京，原因是南京金陵神学院邀请他出任希腊文教授。与前些年相比，他对中国民情的了解也有加深，常为一些杂志撰写文章。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爆发，司徒雷登就向美国报道了这条消息。他称辛亥革命是中国的独立战争，希望美国人能像看待美国“独立日”那样对待中国的革命。鉴于司徒雷登不断向美国国内发回有关辛亥革命的报道，美国联合通讯社特别聘请他担任该社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的发展态势。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召开临时国民议会，正式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当时，司徒雷登是在场的惟一一位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一位外国人。他以美联社记者的身份频繁出席共和政府的有关社交活动，不仅能经常见到孙中山，还结识了不少政府各部门的政要和国民党的重要人士。就这样，司徒雷登开始走近中国权力中心，为日后更深地卷入中国政治写了伏笔。

二、     “燕京大学之父”

1919年1月，司徒雷登正式接受聘请，来到北京，出任由汇文大学和华北协合学院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这一年他43岁，此后直到70岁，他一直在为燕京大学工作。

当时的燕京大学位于北京盔甲厂，校园狭小，校舍也很简陋。为了寻找一块合适的校址，司徒雷登或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的城郊。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在北京西郊，清华园对面为燕京大学找到了新址——这就是今天闻名于世的北大燕园。

司徒雷登不仅请人设计建造了美仑美奂的燕大校园，而且一心想　把燕大打造成一流的综合性大学。

侯仁之先生，97岁，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夫人张玮瑛先生也是北大著名的历史教授。他们都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夫妇俩至今还住在燕园里。两人回忆说，当时，燕京大学吸聚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冯友兰、赵紫宸、吴文藻、雷洁琼、吴雷川、周作人、顾颉刚、吴宓、俞平伯、郑振铎、朱自清、谢冰心、许地山等等，此外还有燕大还有一支强大的外籍老师队伍，像第一个采访革命根据区的西方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

在今年的4月18日燕京大学召开的90周年纪念活动上，燕京大学校友蔡公期自豪地告诉我，33年办学，燕大拥有9988个学生，仅院士就有51人。

1941年，日本发动珍珠港偷袭。美国与日本成为了战争对手。燕京大学被迫关闭。此后，司徒雷登与协和医院的霍顿·鲍恩等另两名外国人一起被软禁在了北京一处住宅长达3年零八个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两天之后8月17日，司徒雷登等三人获释。

这一年年底，司徒雷登经关岛回美国，受到热烈地欢迎。人们对他不顾艰险，坚持在沦陷的北平办学及被日军关押表示了极大的敬仰。司徒雷登的名望达到了最巅峰。

         三、尴尬的大使

最初为了给燕京大学募款。司徒雷登认识了张作霖、张学良、孙传芳、吴佩孚，并因此与各方都保持着友好关系，1928年的10月，由孔祥熙介绍而认识了蒋介石，他们互称浙江老乡。

1945年9月，司徒雷登去重庆参加国民党政府举办的庆祝抗战胜利的招待会，并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而介绍他们认识的，正是燕大新闻系学生杨富森。至今，95岁的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杨富森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毛泽东一口湖南话，司徒雷登一身白西装，两人相谈甚欢。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专门设便宴招待了司徒雷登和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

      194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的70岁生日。国内外各界人士都发来了贺信贺电和各式礼物。现在保存在南京梅援新村纪念馆的签名簿上，还有周恩来，和当时军调处的中共代表叶剑英的名字。

7 月10日，杜鲁门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对司徒雷登的提名，并获得了一致的通过。就这样，70岁的司徒雷登成了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后，参与了协调国共和谈。但是国民党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进攻解放区，最终导致了和谈的破裂。

为了对蒋介石的一意孤行表示抗议，11月19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乘马歇尔为他安排的美国陆军军用飞机返回延安。临行前一天，周恩来设宴与司徒雷登话别。事后还请王炳南将一只仿明代五色瓷瓶转交给司徒雷登留作纪念。

国共和谈破裂之后，美国政府倒向了国民党。4月23日，解放军部队兵临南京城下，并很快就全面接管南京。

同年4月和7月，司徒雷登两次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去北京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但是美国国务院的回电是让他在8月2日之前务必离开中国。

1949年8月2日上午七点四十五分，无奈的司徒雷登与傅泾波等一行8人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美国。他们带着的护照是刘伯承签署的，新中国第一批护照。

  有历史学家说，如果当时司徒雷登听从了傅泾波的建议回到北京，并与共产党高层会面的话，也许中美关系就不用等到1973年，甚至可能都不会有朝鲜战争。但是，历史的吊诡在于总是让一些看似是个人的选择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走势和局面。

                     四、魂归故里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了中国。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对华政策的白皮书。8月18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之后，国务院有关官员劝他不要随便接见记者和其它来访的人，国共与美国三方面都对司徒雷登表达了某种程度上的不满。一个曾被各方人士欢迎的驻华大使，就这样处于三面不讨好的境地。

晚年的司徒雷登是落寞的。1949年11月，也就是回美国后的第四个月，司徒雷登就因脑血栓引起了半身不遂和失语。

司徒雷登在美国没有房子，司徒雷登的独子杰克是美国南方的一个牧师，身体一直不好，自顾不暇，是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拿出了积蓄中的大部分钱，用三万美元在华盛顿买了一栋两层小楼。从此，司徒雷登在这座小楼里与傅泾波的家人一起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3个春秋。司徒也成了傅家的洋爷爷。

1962年9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医院去逝，享年86岁。

早在1955年，司徒雷登79岁时就立下遗嘱，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原燕京大学他的妻子的墓地旁。从此，傅泾波把完成司徒雷登的遗愿，看作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司徒雷登的骨灰一直安放在傅泾波的家中而没有安葬，就是为了将来有一日可以回到中国。

1988年5月，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专程来华，将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五彩花瓶送回国内，现由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收藏。五个月后，1988年的10月，傅泾波因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实现司徒雷登的遗愿，自然落到了傅家的第二代身上。

傅泾波夫妇膝下一共有三女一儿。幼子傅履仁于1950赴美，时年16岁。大学毕业后投身军军界，是美国军队中的第一位华裔将军。傅履仁退役后，曾出任美国一些商业机构在中国的首席代表，1995

年起在北京工作过相当长一段时间。

然而事情远比傅履仁想像的要困难，尽管这段时间里他也曾做过多方面的努力，但得到的反馈都是“时间还不对”。

好在转机终于出现，2006年，时任美国百人会会长的傅履仁与

到访的浙江省政府代表团有一次会面。美国百人会是美国的一个华人英组织，全部是在美国社会中有影响力与知名度的华裔组成。这次会面中，傅履仁很自然地谈到了司徒雷登，并得到了浙江方面的响应。

2007年，傅家姐弟将司徒雷登的遗物捐给了杭州司徒雷登故居纪念馆。2008年浙江方面同意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杭州，并在安贤园选好了墓址。

2008年11月17日，阔了59年之后，司徒雷登终于回到了中国。墓碑上面只是简单写着“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几个字。

 

尾声

“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林孟熹对司徒雷登的评价。

时间改变了一切，时间又改变不了一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连同他创造的事业仍留在历史的深处。比他的教育家、美国大使身份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有人类情怀的人，他不属于某一个国度的，他属于世界。

从这两层意义来看，在地理上，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哪里，美国还是中国，杭州还是北京，西湖还是燕园。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

60年，“别了”的司徒雷登又回来了，离他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咫尺之遥，这是历史的进步。

60年，“别了”的司徒雷登魂归故里，一缕乡魂，入土为安。这更见证着中国人日渐开放的大国胸怀。

历史的轨迹是单向的，从起点走向终点，但人的思维却是双向的，我们可以从终点还原到起点。在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我们重提司徒雷登，不仅因为他不应该被忘记，更是因为我们开始直面自己的历史。与六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相比，思想的独立、政治的开明和反思的勇气比物质的丰厚更能体现历史的进步。经过了六十年的磨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崛起的不仅是高楼大厦，还有自信、自省与宽容，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大国心态。真相和人性拥有了更多的空间，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生长。

                            草原游荡

                第一天：海拉尔 匆匆一面

杭州——呼尔浩特，1500公里。气温，36度到25度。

呼尔浩特——海拉尔，1400公里。气温，25度到15度。

七夕夜，一个人在天上飞。看窗外似乎伸手可及的月亮，突然觉得，神话其实就是陌生化，一接近，美感顿然消失。家真的已经在千里之外，好在有朋友一帮人，抚平了不少人在异乡的异客感。五个多小时的飞行后，晚上的八点多，目的地海拉尔就到了。

海拉尔。蒙古语“哈利亚尔”，意思是“野韭菜”，有人说，那是因为海拉尔河两岸过去长满野韭菜而得名。凉爽事先倒有心理准备，意外的是它明媚的夜色。一下机场，就见一片灯火通明。机场大道中间是一溜儿成吉思汗和孛儿帖等蒙古族特色的雕塑。到城里，则是一树树让人目眩神秘迷的各色霓虹。哗！这不是上海东京，是北疆小城啊！一车人都惊呼起来，导游蒙古姑娘商微多少有些得意：一树霓虹可是两万块钱！我们2007年，就为这亮灯工程花了两个亿呢！

这么一兴奋，大家顾不得舟车劳顿了，张罗着开始吃饭诳街。走了一阵子才发现，街道宽阔且闪亮，人却不多。当然也有几乎哪里都有的烧烤一条街，远远看着，就烟熏火撩的，一致决定，为健康计，放弃。吃饭就在住的酒店对面，规模中档的餐厅，菜的味道居然还不差， 木耳特别好吃，菜的份量也格外足，最吓人的是最后上来的大个头馒头，结结实实的，简直有杭州产的两个大（同行的男人们说象D罩杯！）毕竟，这是北方了！

考虑到第二天就要进草原住蒙古包，吃完这顿真正的晚饭，我们回去洗刷刷。水有些黄，而洗完头后发现，房间里根本没有吹风机。打电话问总台要，回答也很干脆：宾馆里就没。口气里也没有歉意。

星级酒店啊？入乡随俗，原来也包括这样的适应。

临睡前看资料，史料说，海拉尔城建于１７３４年，当时称为“呼伦贝尔城”，也称“呼伦城”，历史上曾为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这里生活着包括汉、蒙、回、满、朝鲜、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在内的26个民族，最有名的就是红花尔基国家森林公园，我们天亮就去那里。

 

 

                      草原游荡（之二）

         第二天：从森林到草原

 

“森林深处逐渐黑下去了。血红的暮霭逐渐爬上了树根、树身，一直不停地向高处爬，从低处爬到静止不动沉睡着的树梢上去。”

这是屠格涅夫在《猎人日记》里描写森林日落的景色，书中湿润清新，蓊郁美丽的原始森林，年少的时候没有见过，却在想象中行走过，总觉得踏在脚下应该是软软的一层松针和腐叶。但是，真的走在森林里，感觉却完全不同。

红花尔基国家森林公园离海拉尔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公园里是巨大的人工湖，湖边是林林总总的各色度假小屋，宛如小时侯玩的积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有些凉，小屋门可罗雀。这里也是我国唯一以樟子松林天然景观为主体的国家级森林公园，里面有4600株樟子松。樟子松又叫美人松，属国家珍贵保护树种，呼伦贝尔各族人民历来把这里的樟子松作为“神树”“宝树”，流传着许多神奇的传说，历代官府都严禁损坏树木、破坏环境，甚至地方主要官员更迭时都把樟子松林是否完好无损作为交接内容之一。不过，我怎么看也看不出名堂来，只见松下有马儿在休憩，如果愿意，也可以骑马在林间悠然漫步。不过，说起来浪漫，真的走在其中，却并不觉得。首先是因为穿得太少，实在是有冷，连空气都似乎是清冽的；其二是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说不定会踩到马粪！我正在小心翼翼地探路，突然一脚踩到了软软的东西，移开脚一看，原来是一朵雪白的蘑菇。轻轻去摘，啪的一声，伞盖断了！有蘑菇唉！大家大呼小叫了起来。怪不得中午在林中小屋的蘑菇味道如此鲜美！

中饭过后，车子驶往巴彦呼唢草原，我们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草原。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车窗外清澈湛蓝的天空下，广袤无垠的草原时，几乎所有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疑问：“都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这草根本不高啊，哪有这么的情景呢？”

导游商微及时地回答了：“你们是不是都很奇怪啊？草在哪里呢？跟你们说吧，这地方每个月有自己的特点，六月看花，七月看草，八月丰收，九月森林。现在是八月，漫山遍野的野花在开完了，草也收割了，你们看看路边，这一堆堆的就是打好的草，这些草的质量非常好，不少是出口到日本去的”。

顺着商微的手指看去，果然，我们看到了草垛，码得整整齐齐的，不过，在心里，我还是觉得可惜，因为错过了草原最好的时令。

第一眼的新鲜过去后，我们渐渐有些疲惫，连绵不断的草原不再吸引大家的眼神和照相机，很多人都打起了瞌睡，就在这时，草原到了，远处有歌声音乐飘来，那是有人在唱下马酒的蒙古长调。

                    草原游荡（之三）

                草原一日（巴彦呼硕草原）

一觉醒来，天光大亮。有些恍惚。刺眼的日光透过窗帘直接就照在床上，迷糊了一阵才想起来，我是在草原上。这个情景，跟多年前在非洲原野深处的那夜非常相似。看了看时间，才六点多。在杭州，从不曾醒这么早过。

  我们住的地方，号称是蒙古包，其实是外表有些象而已，分明就是个低级别的招待所。床铺也不太干净，且入夜非常冷，在篝火晚会上把自己烤了半天才上床，半夜还是冻醒。我们到的前一天傍晚，天色有些阴。见宿营地的第一课当然是斟酒敬客，主人将美酒斟在半旧的银碗中，唱起动人的蒙古族传统敬酒歌，宾客接酒后用无名指蘸酒向天、地、火炉方向点一下，以示敬奉天、地、火神。不过，我发现所有的人都用一只银碗，多少有点心理障碍。祭敖包的地方，也没有我想象的壮丽；也去骑了会马，但是，时间并不长，马儿只是走走，并没有奔跑如飞，好象还没有上回去茶马古道时来得有意思。听一个89年的小伙说，他们在这里工作，做的就是游客生意，一个月的收入是1000元，包吃住。估计他们是心疼马儿，才不让它们多跑。晚上是吃羊肉。老实说，我一点兴致也没有。篝火晚会呢，也就几个大火堆，貌似所有的人都唱敖包相会。草原，真的这么无趣吗？

   出去走走吧！跟有一个房间的朋友拉我。反正已经醒来，于是跟她一起去。

  让人吃惊的是，今天的草原仿佛焕然一新，天空不再乌云翻滚，而是，如洗的碧蓝。蓝天的映衬下，草色似乎比昨天娇嫩了很多，由浓至淡一直延伸到天际，似乎可以看到大地尽头的绿色弧线。走到高处看，一弯碧水曲折蜿蜒在大片的草原中，似乎永远凝固在那里。不对，那不是碧水，水色分明是深蓝的，幽深的，在阳光下闪耀着一片蓝莹莹的色彩，人忍不住想去亲近。随便按下快门，就是一张让人迷醉的明信片。再回头看我们住的伪蒙古包，在白云蓝天的掩映下， 如点点星河洒落在草原中，倒也有几分情致。几个女人开始拼命拍照，是呀，下次结伴再来，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离开草原前，我们拜访了一位牧民家庭，是个五口之家，37岁的女主人说，她的两个孩子都去学校了，老公外出干活，家中还有个老奶奶。她的皮肤好得令人诧异，红红白白，居然没有一点雀斑。她自己说，并没有什么保养，只是每天喝牛奶而已。尽管大家知道，这样的旅游点无非类似盆景，就是为了供人看的，但，还是为她的美丽，唏嘘了半天。

                    草原游荡（之四）

               第四天 行走达赉湖（满洲里——杭州）

天上没有不散的云霞，

地上没有不朽的年华，

岁月不会地久天长，

我们要珍惜美好的时光。

–德德玛《天上的风》

这是蒙古族一首传唱了几百年的古老民歌。而这几天，我们的旅行车上，司机一路上都在播放草原歌曲，那种悠长、高亢的曲子，也只能跟这里的天地相配吧！

行程的最后一天，安排得还是很宽松。一大早先去了套娃广场，让后是国门景区。满洲里套娃广场的主体建筑就是一个高30米的大套娃，内部为俄式餐厅和演艺大厅。套娃外部彩绘由代表着中俄蒙三国的美丽女孩组成，主体套娃周围有8个功能性套娃、200个代表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小套娃和30个色彩缤纷的俄罗斯复活节彩蛋。在广场音乐喷泉的周围还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十二生肖和西方占星文化的十二星座。奇怪的是，这里游客并不多，我疑心一到冬天，这里会更冷清。

我们的第二站就是国门景区了，附近有中俄互贸市场，不过，大家都没有什么兴致，于是，直奔呼伦湖。

呼伦湖又名呼伦池、达赉湖，湖水面积2339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五大湖。“呼伦”是蒙古语“哈溜”音转而来，意为“水獭”，因历史上湖中盛产水獭而得名。俗称“达赉”是蒙古语“海”的意思，达赉湖便是海一样的湖。到湖边一看，果然是如海的寥阔，大约四五十米宽由细纱和小小的鹅卵石组成沙滩，在逆光中从水面到堤岸由灰白延展成黑色。沙滩上密密麻麻的都是牛羊的脚印和大粪，几乎没有人的踪迹，只有无边的风声，在耳边刷刷做响。它没有青海湖的多彩，也没有大海的壮阔，但，那种亘古的寂静，却让它自有自己的味道，坦荡，自在，绝不逢迎。

  忍不住想要投入它的怀抱与它亲热一番，于是找船。问了价格，包船只要200元，就可以畅游两小时，于是，毫不犹豫找了一条就跳了上去。

这是个快乐的男子，满洲里人，30多岁，姓王。他告诉我们，湖水最深的时候，有5米多，但是，这几年因为环境污染等原因，现在已经干枯了。湖中有鱼类30多种，主要有鲤鱼、鲫鱼、狗鱼、鲇鱼，以前还能吃到全鱼宴，现在，鱼都铅含量超标了！湖中还盛产白虾，王师傅随手在鱼网里一捞，就直接扔进嘴里吃了！“味道还有些甜呢！你试试！”

过了一会，他居然关闭了马达，跳进湖中，直接拉起船来！我惊讶地发现，在一些水域，水深只到他的小腿肚子！看上去碧波袅袅，一望无际的呼伦湖，原来这么浅！

行走在呼伦湖上，天上是肆意翻滚变幻无常的云彩，湖面上是自由飞翔的海鸟，这样的情景实在让人想发出这样的疑问：呼伦湖，有一天，会在我们手中干涸吗？！